阳台项目让人们发现了即使在隔离时期也能保持现实联系的方式。如今，这一阳台项目正计划向全球发展。策展人已经决定将该项目以开源的形式向世界各地开放，邀请其他地方的策展人们在当地举办类似的活动。事实上，除了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已经有其他的一些策展人在同期发起了类似的项目。在大型美术馆均已闭馆的斯德哥尔摩，一项名为“开放的窗户”的项目正在酝酿；包括马德里索菲娅王后艺术博物馆（Reina Sofía museum）在内的多家美术馆已经开始委任艺术家们基于阳台进行创作。在疫情期间，伴随着这些艺术群体的反应，或许一种新的公共艺术形式正在诞生。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阳台艺术项目发起的初衷。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在我们看来，这个项目是一项公共计划，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项目。阳台有着丰富的社会和政治历史，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它们又有了关于自由与韧性的另一重意义。之所以发起这样的项目，是因为我们想要在面对保卫我们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打破沉默和普遍的无助感。柏林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不常露面。而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都在此地，在各自的家中进行着自我隔离，机构纷纷关闭，展览和聚集性活动被无限期推迟，我们试图了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同时，找到一种方式来传递艺术之于社会的治愈力量，并且让我们的社群重新感到团结，这一点非常必要。我们应该“始于足下”，始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呼吁很快得到了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由衷的共鸣，这个项目的筹备只花了两个礼拜。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你们是如何发动艺术家等群体参与其中的？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迫使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所在地，并与之重建联系。因此，我们决定主动联系那些在普伦茨劳尔贝格区居住多年的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居住了二三十年，有些人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在。我们起初接触了一些艺术家，在他们的介绍和推荐之下，这个群体不断壮大。到项目进行的前一天，我们的地图还在更新。不同的艺术群体聚集起来，涉及各种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和展览或双年展不同，我们在项目地图的各个点上并没有标明创作者的名字，这样观众就不必基于名字来观看。

　　澎湃新闻：作为策展人，你们如何界定这个项目？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这个项目模糊、或者说颠倒了惯常的策展标准以及权力结构。例如，区域的地理分布成为了选择艺术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他们获得的成功与他们的知名度。这些参与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在普伦茨劳尔贝格区生活和工作，这里曾属于东柏林，后来成了无政府区，柏林墙倒塌后，许多艺术家在此定居，如今这里经历了士绅化的巨变。我们试图在展示中也能呈现这些过程。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的柏林现在怎么样？你们感受到艺术界有哪些变化？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对于艺术圈来说，疫情的影响是特别的。我们许多人都一直在旅途中，而如今的限制让我们开始更加仔细地审视自己生活的地方与生活方式：我们的邻里是怎样的人？我们和这个成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有怎样的联系？阳台是半私人半公共的地方，它让我们得以用生活和艺术的形式去表达这些感受。重要的是，我们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建立了社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