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回到中国，去天安门或者去公园都会碰到些专门拍照的人，你只要花5毛钱留下地址，洗出来照片就会寄到你家里。我认为中国人确实是喜欢摄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把摄影归到了水墨画的境界，你会看到很多中国摄影师喜欢拍山水，这一点和西方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从社会文化角度，中国每一个人大学毕业，他可能去照一张相片，结婚也去照一张相片，全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要拍一张全家福，这种习惯无论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

　　2019华为新影像大赛作品展览现场

　　记者：由于这些前情往事，在手机拍照时代，中国人似乎也最为热衷此道。同时，手机摄影可能是拍摄工具逐渐便携化、小型化的最终形态，在你看这样的变化对于摄影本身有哪些影响？

　　刘香成：为什么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手机品牌能把摄影功能发挥到极致，我认为有两个因素：首先，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摄影功能对中国市场消费者的重要性；其次，比如华为很早就同徕卡这样的权威相机品牌合作，在技术研发上下了很大功夫做研究。相机从当初一个大匣子，到徕卡相机在战地摄影中的快速反应，再到现在人人手中的手机，对于摄影本身而言是图像数量愈发海量化。2016年人类拍摄的摄影作品比2013年的时候翻了两倍，每一年都会有3万多亿图片，这个数字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到2019年的时候，可能又翻了两倍。摄影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延伸的一部分，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有人通过摄影纪录下来。

　　“‘九宫格’是图片编辑很好的训练项目”

　　记者：与海量的照片相较，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从中披沙拣金，找出精品是个问题。

　　刘香成：传统媒体在受到了网络冲击后，大家对一张经典图片认识过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现在反而是美术馆在传播上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了。3万多亿的图片里面，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进入美术馆，进入画廊。过去人们逢年过节才拍一张相片，但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会拍摄，这也造成一个效应：大家会知道去拍摄一张好相片有多难。早前，全球著名的博物馆都没有做过摄影展览，现在所有一线大博物馆都非常重视摄影展，而且很认真地去收藏摄影作品。我认为摄影作品的质量会逐渐提高，这和大家都参与其中是有关系的。

　　记者：提到经典照片，你拍摄的戈尔巴乔夫掷下讲稿，标志苏联正式解体的照片，从按下快门到全球传播其间变数颇多，但在手机网络的时代，它本身的新闻价值可以瞬间实现。

　　刘香成：我当时是用1/30秒的快门，那个场合又不适合用闪光灯，而且闪光灯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会觉得那张纸是在动的。怎么去拍那张照片？之前琢磨了很长时间，我知道那个时刻有多重要，想要给大家的感觉是那一瞬间，就是在那一瞬间，苏联解体了。当时我是有备而来，过往我拍过很暗很黑的教堂，会选择很深的景深，在拍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之前有过大量类似的训练，对自己选择1/30秒快门还是有把握的。那一个瞬间只有他的纸在动，他的人没有动，如果他人动的话，这张照片就会虚了，但我料定他人不会动。所有的编辑看到了这张照片以后，都觉得那一个瞬间戈尔巴乔夫合上了历史的一页。

　　记者：此次新影像大赛获奖作品中有一例“九宫格”呈现的作品《幕后花絮》，展现了一定的新闻纪实性，你对手机摄影如何讲故事有何看法？

　　刘香成：今年的大奖作品《Come to me》获奖理由中，其中一项也是看重它比较真实。在“九宫格”这个组别，设立奖项的初衷其实就是看摄影师怎么用相机说故事。国内很多人对于什么是新闻摄影的认知可能有些偏差，我是拍新闻摄影的，也经历过很多重要历史瞬间，但作为一名国外新闻机构的特派员，我拍新闻事件比较少，反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感兴趣，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但有着很强的纪实性。

　　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离作品太近了，所以如何最终呈现它，需要由专业图片编辑做工作。在西方，图片编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而“九宫格”是一个很好训练的项目，人们目前拍摄的作品更多还是想通过景物或者颜色来表达，但人文纪实类摄影作品的内在叙事性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