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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想“提前退休”,老年人为何还在继续打工?


分类:社会热点新闻    作者:佚名

  年轻人想提前退休,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工作。身体衰弱,精力变差都是工作的天然障碍,但他们需要工作,不仅仅因为要挣钱

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的端午活动。受访者供图
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的端午活动。受访者供图

  文 | 《财经》记者 郑可书

  九月的一个晴天,午后炎热。62岁的何明英得到一次面试机会。

  面试在北京望京某家政公司进行,可应聘的工作有两个:照顾两位老人,以及接送孩子。招聘者与何明英同龄,打扮年轻,询问她的工作经历与身体状况,感到满意。按照流程,何明英报出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住址。刚说到年龄,招聘者打断她,“年龄太大了,不行”。

  又一次,何明英被年龄挡在门外。她拥有十余年家政工作经验,做得一手好菜,参加过数不清的面试,对家政工作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戴首饰等规范了如指掌,唯有年龄让她“自卑”。她试着争取,称这些技能并未因年岁荒废,但依然失败。她只能回到小区,继续在日头下做环卫工作。

  当年轻人计划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时候(他们甚至为此发明了“FIRE”运动,即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何明英这样的老年人还在工作。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在2015年的中国,有27%的老年人(60岁及以上)仍在工作。

  今年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麦当劳等企业公开招聘老年员工,将这27%推入公众视野。可预见的是,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中国,继续工作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崇尚FIRE的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这种选择。一位61岁、新近退休的老人点出了容易被忽略的真相:老年人退休,是换一个人生阶段,其作为“人”的需求没有消失——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精神的。工作恰好能满足这些。

  从这些仍在工作的老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不甚完善的制度、家庭责任带给个人的经济压力,也能看到工作的意义。但衰老是公平的。他们或多或少面临身体的病痛,还有随年轻时代、健壮体魄逝去的进取心与激情。他们的经历作为一种样本,是预演也是提醒:当我们老了,我们将如何生活?

  老年人,继续工作

  面试失败,何明英回到环卫工作。她每天六点起床,拿一把跟她身高差不多的竹扫帚,负责6条街道的清扫。扫帚挥动一回,就扬起一片尘土,粘在她黝黑的皮肤、泛白的短发上。

  今年春天,她经人介绍,获得这份北京小区的环卫工作,月工资2300元。初来时的任务之一,是清理小区的快递柜。柜子又深又窄,人进不去,她就用根棍,把柜里的物什一件件勾出来。经年的垃圾沤出恶臭,“比厕所味儿还大”,直往鼻腔冲。实在受不了了,她向主管请个假,回住处“哇哇”吐。

  这位个头瘦小的女人,已经步入老年。今年以来,身体频频发出信号:环卫工作需要长时站立,腿总发疼;扫地、捡拾垃圾需弯腰,又让她腰疼。忍着疼痛刚扫完,风一吹,树叶又落了满地。她不敢怠慢,有时晚上也出门清扫。

何明英在扫地,扫帚扬起一片尘土。摄影/郑可书
何明英在扫地,扫帚扬起一片尘土。摄影/郑可书

  47岁那年,她从老家内蒙古来到北京打工,主要做家政,一晃就是十来年。经年累月的工作与衰老,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的手布满皱纹,手指很难伸直,“见人不敢往外伸”。雇主让她手洗衣服,不能戴手套,嫌慢。衣服浸在水里,先倒84消毒液,再抓一把洗衣粉,往里一撒,“呜”就冒出白雾,呛得她眼前迷蒙,手褪去一层皮,新长的硬皮不似原先的柔软。现在,她的手、眼,沾到一点儿84,就刺激得像碰到辣椒。

  但她还是习惯家政工作。前些天,她刚找到一份新的,职责是照顾佩戴呼吸机的重病老人。她还没去,提前猜测:这活儿不好干,依据是雇主未对受聘者的年龄作出限制。

  即便在对中老年人宽容的家政行业,年龄也是一道门槛。一位了解情况的社工说,雇主喜欢年轻的家政工,因其有力气、手脚麻利;年纪大的万一磕碰,他们还得负责,所以,像何明英这样的老年人,一般只能找到报酬少的,或是吃力的、没人愿意干的活计。

  年龄上的歧视贯穿着何明英的生活,她已经习以为常。线下面试常因年龄告吹,线上招聘信息真假混杂,她怕受骗。所以,她一般通过朋友介绍来找工作。

  62岁的家政工徐琳芬也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她现在的工作由老乡介绍。雇主一开始犹豫,说她年龄太大,机缘巧合之下尝到她做的包子,觉得好吃,才留下她。

  家政工作强调一个“忍”字,用徐琳芬的话,叫“心为人家操,活为人家干,还得看人家的脸”,年龄大了更是如此。她已在这个家庭服务四年,月工资五千元。看孩子的活儿,市场价是七八千元一个月,她不敢提涨薪,怕自己岁数大,谈崩了不好找下家。今年,她的左膝盖不时发疼,夏天穿得少,她买了膏药也不敢贴,怕熏着雇主。发型也要注意,长发扎辫还不够,得盘起来,以防做菜的时候掉几根到碗里,讨客户嫌。

  70岁的孙迪在意的则不是头发,而是升学率。退休前,他是大学教授,如今受邀在一所民办学校做专家工作组组长,负责学校的发展规划、教师培训,甚至校长招聘。学校在省内的另一个城市,他每周一到校,周五下午回家。

  他在教育领域工作几十年,学校老师们有了困惑,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分享。采访刚开始,他先介绍了四分多钟学校的情况,包括自然环境、一本率,甚至全校高考英语科目的平均分,随口就能说出来。

  工作需要他与多人打交道,这让他在生理上“被激活”。很多人说他看起来不到70岁,他相信,这与他仍在工作相关。

孙迪的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孙迪的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上为了父母,下为儿女”

  见到家政工徐琳芬那天是周日——准确地说,只有在周日才有机会见她。这天是她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她可以短暂地放下盘发、扎起辫子,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那天傍晚,她正与其他家政工聊天,说到一周六天的工作日,“都在孤独和烦躁中度过”。这不难理解——想象你住在老板家里,与老板朝夕共处,还要时刻准备着被使唤,或是被挑刺。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聊到疫情,万一和雇主长期隔离在家怎么办?她的第一反应却是:总比被封在老家要好,至少有吃有住,还有加班费。

  徐琳芬需要钱。来北京之前,她在老家山西务农,日晒风吹、旱涝不保,攒不下积蓄。为贴补家用,2008年,她来到北京打工。家政工作不算轻松,但她知足——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屋檐,工钱也在月底稳定到手。十几年来,她挣来的钱养活了当时健在的公公,并为两个打工的儿子买车、买房提供支持。

  她过了十几年在外漂泊的日子,心酸苦楚自不必说,唱歌让她忘掉烦恼。雇主不在家的时候,她用手机公放,边干活边听。最近学唱的一首,叫《谁能陪我到最后》,她说唱出了心声:“上为了父母,下为儿女,累弯了腰身,累白了头,……人这一辈子拼命在奋斗,再苦再累也不敢停留。”

  没有“停留”的还有方群。她今年56岁,退休后在一家麦当劳兼职,时薪二十元零五毛。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从国企下岗,四处打工,在宾馆上通宵的夜班,在出租车公司的食堂做饭,还开过“小饭桌”,照看几个读小学的孩子。

  现在,她同女儿在北京生活,租房住,每月有3000元养老金。女儿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回来倾诉工作上的不愉快,她理解、体谅,劝女儿,“要不换份轻松点的工作?”可女儿舍不得大厂的高薪。

  她节俭、独立惯了,很少花女儿的钱,女儿反倒希望她更依赖自己,别再辛苦工作。但她总想挣点钱,减轻女儿的负担。

  很多仍在工作的老年人身后,是一个需要供养的家。一位在北京某小区做环卫工的河南大爷,60多岁,女儿在老家,儿子在广东打工,留下一双孙儿给他和妻子照料。他此前务农,如今扫地、做垃圾分类,一个月挣三千多元,再加上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要供自己买药,买七八元一盒的“最赖”的烟,还要给念初中的孙儿生活费。一个月下来,剩不下什么钱。

  “钱不好挣。”我们聊的二十分钟里,他操着河南口音,说了3遍。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干活不好要钱”,他说。一年多前,他给一家民营企业打煤气管道,工钱至今未结。

  这是很多老年工作者遭遇的困境。根据《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都无法与用人单位缔结劳动关系,只能形成劳务关系——没有五险一金,也就失去了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

  法律之外,相对低下的维权意识与能力,也将老年工作者置于弱势地位。案例比比皆是:据公开报道,江苏一位八旬老人工作时未签订合同,仅有口头协商。被拖欠工资后,他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求助,后者以其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为由,不予处理。后来,老人拨打政府热线、联系媒体反映问题,耗时一年多才拿回欠薪。一位企业招聘者则称,公司招的中老年人,有些不愿缴纳社保,更想把钱握在自己手中。这让他们的晚年缺乏制度保障。

9月20日下午,北京某小区内,六十多岁的河南环卫工结束一天的工作,往住处走去。他住在单位提供的铁皮房里,三四人同住一间。摄影/郑可书
9月20日下午,北京某小区内,六十多岁的河南环卫工结束一天的工作,往住处走去。他住在单位提供的铁皮房里,三四人同住一间。摄影/郑可书

  工作的意义

  对于没有家庭负担的老人来说,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70岁的前大学教授孙迪,退休金足够维持生活,唯一的女儿已经成家,他当然可以成日做喜欢的事情,拉拉二胡、唱唱歌,但这不是他想要的。学校的工作,给他带来意义、价值与活力。

  “价值”这词,同样被一位上海老人提及。他从国企退休,今年63岁,在一家企业做人事部经理。他每个月拿1万多元的退休工资,工作“完全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有人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

  老板给他实职和单独的办公室。工作让他保持规律的生活,防止他与社会脱节:行业与国家政策的变化、新管理手段的应用(比如钉钉),他都能了解。

  到了这个岁数,与老板、同事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变得松弛,不再看人脸色,有意见直接向老板提出;任务能做就做,做不成也不勉强——大不了就辞职回家养老。复杂的职场斗争离他远去。手下的年轻人尊敬他,他则常讲:“你们哪天(业务上)成熟了,就告诉我一声,我就走了。”

  因此,他做了一辈子的行政、人事工作,辗转于大学、软件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各式单位,体验最好的,还是退休以后的这三年。

  刚从政府部门退休的安徽老人段宁却不好受。他61岁,四处求职未果。停止工作后,他明显感受到,有些精神满足,只能由工作提供。退休前几天,他烦躁不安,没由来地跟妻子吵嘴,将自己离开组织的感受,形容为“断了线的风筝”。有当教师的老同学退休后做了保安,他“不理解”。同学让他也做,他坚决不干——保安技能要求低,他积累的经验与本领无处施展,仿佛“一无是处”,他心有不甘。

  从前热络的人不再联系,有同事编电话簿,把他写到“可有可无”的“其他部门”,他很不满意,将此举称作“歧视”乃至“侮辱”。退休前后心理落差巨大,他说,有前同事忍受不了,因此患上抑郁症。

  企业正在开放对段宁们的招聘。BOSS直聘分析师单恭告诉《财经十一人》,2021年,BOSS直聘平台上,标明欢迎“退休”人群的岗位数量同比大幅上涨,其中,医疗健康、专业服务、工程施工、出版等“越老越吃香”的行业,涨幅最为明显,家政、幼儿服务行业也对中老年求职者显出青睐。

  浙江商人陆建华于2009年创建“全国离退休人才网”。他说,网站上的岗位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要求高的,面向经验丰富的退休专家;二是能力门槛低的,比如超市售货员、餐馆服务员,因为老年员工更加稳定,不容易跳槽,聘用成本也更低。

  如今第二类工作,已经很难吸引到年轻人。陆建华说,他所在的纺织、印染业,开出一万多元的月工资,年轻人也不愿意来;业内一些小型民营企业,三四十岁的员工已经算“年轻”。另一位工业模具公司的招聘者也碰到了招不到年轻人的境遇。这些职位的空白,被中老年人填补。

  未来,填补空白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占总人口的18.7%。六十年前的“婴儿潮”,如今成为“退休潮”。今年9月20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届时,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3个老年人。

  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劳动人口相对减少,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中国的养老金将在2028年首次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到2050年,平均1个养老保险缴纳者需要赡养1个离退休者,而2019年的数字是2个赡养1个。此外,养老金发放数额在地区、城乡间的不平衡也逐渐显现。

  社会养老的压力,部分通过老年人就业缓解。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学校、医院等单位和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并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老年人提供职业服务。

北京某麦当劳餐厅内张贴的招聘广告,“餐厅员工”一栏中标有“退休”类别。摄影/郑可书
北京某麦当劳餐厅内张贴的招聘广告,“餐厅员工”一栏中标有“退休”类别。摄影/郑可书

  当衰老来临

  孙迪感受到的“老年”,是从步伐开始的。

  步入老年后,他的走路速度明显变慢,人也容易疲劳。微小的病痛开始侵袭。前两年,他发现自己有早搏症状(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血压也在升高,便开始吃药,并坚持锻炼,定下任务:每天走一万步。

  和精力一起消失的,还有进取心。年轻的时候,他总想写“满意的东西”。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全心扑在课题和项目上,工作到眼睛充血;而现在,看个一小时书他就头晕,需要休息。

  保重身体成为首位,他学会“放下”。工作对他来说,成为需要完成的任务:教材要修订,他就组织;别人来约稿,他就应对。额外的文章基本不写。“就这么过吧。”他会这样说。

  年纪越大,他越觉得时间消失得快——跑一趟学校,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跑三四趟学校,一个月也就过去了。他分析,这是因为老年人总觉“来日无多”,而生出一种紧迫感。

  时间观念的变化,是常被受访者提及的一点。那位刚从政府部门退休、为电话簿生气的安徽老人段宁,以前不爱看电视、打麻将,几乎不做家务,现在为了消磨时光,都开始去做。采访结束,我对他表达感谢,他却说要感谢我,因为我帮他消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另一位57岁、赋闲在家的老人也有类似感受。她说日子慢得难熬,日常消遣是打麻将,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些。

  但时间从来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的,因为衰老是最公平的事情。“给你说话的能力,给你行走的能力,给你语言表达的能力,给你健壮的身体,给你青春、爱情、儿女、房产、汽车,人生前半段是不断给你。到了老年,原来那些给你的东西就要一样一样收走。”作家周大新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这样描述“衰老”,当时他67岁。

  这样的描述似乎符合我们对于“衰老”的想象。但公益机构“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王艳蕊,反感加诸“衰老”的各类标签,而强调其中的多样。十余年来,她致力于社区内老人的服务工作,见过积极的、开放的、健壮的,也见过忧伤的、执拗的、脆弱的。她相信某种程度上,老年人和年轻人并无不同:“年轻人有1000种类型,老年人也有1000种类型。”

  在这1000种不同之中,她看到一些相似:脱离社会人、(工作)单位人身份之后,老人的活动范围、社会交往向家庭、社区及其周边收缩;衰老带来身体机能的下降,以及对生命流逝的恐惧,所以他们容易受骗,购买效果夸大其词的保健品、按摩床;过往的年岁让他们形成一套自己的逻辑,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降低,听不进子女、志愿者的劝说。

  对于孙迪,这种“恐惧”表现为“失落感”。他在江西的农村长大,小的时候,整个村庄过70岁的老人很少。他眼见一些老人,有的生了重病无人照料,有的独坐在门口发呆。这让他想起“等待戈多”。“他们就是在等待(最后的终点)。”他说。

  他还记得村里一位老人,他唤作“婆婆”,跟他母亲关系不错,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言谈举止显出教养。婆婆的丈夫去世早,唯一的亲人是个养子,后者查出癌症,晚期。有一天,她来到孙迪家,想同他母亲说话;母亲当时不在,她又来了一趟。说完话后没多久,婆婆服下毒药,离开人世。这时孙迪才知道,她来家里,是为了告别,难免心生悲凉。

  “把自己的后半生料理好”

  现在,孙迪的母亲90岁了,脑溢血后遗症让她时常陷入糊涂的状态。半个世纪前流行的歌,她对歌词记得真切;但几个孩子的名字,她已经说不上来了。这状态也好,孙迪说,至少母亲不用为家庭分忧,也不用再思考那个谁都不愿走向的终点。

  “人生是个圆圈。”孙迪猜想,人老了,不再像中年那样思考人生、社会,关注点回到自身,就和童年一样。

  他经历过残酷的年代,始终感念于童年的温暖。他度过童年的老屋,门前便是宽阔的池塘,旁边是一方湖水;放眼望去,田野辽阔无边。村里的人,他认识的已经不多,看到年轻人,只能通过长相猜测是哪位旧识的孩子。但湖水与田野,他总归是认得的——小时候,他曾在里面捕鱼、耕耘,时至今日,眼看到湖面、脚踩到泥土,他心中便生出亲切与宁静。他在考虑,或许再过几年就彻底退休,看书、运动,回老家走走。

  家政工徐琳芬也设想过回到老家的场景。“北漂”的经历让她成为村里少数“见过世面”的人,她盘算着买个话筒,教邻居唱歌。

  但她没法回去。“有工作的地方没家,有家的地方没工作。”她常把这句挂在嘴边。来北京之后,她的生日大都草草度过,独自吃碗长寿面就算庆生。六十岁生日那天,她刚好休息,同一位家政工姐妹一起,买了个汉堡吃。她的哥哥姐姐年满花甲时,都在家里操办、聚会。轮到她了,家人发微信问她怎么庆祝,她说免了,七十岁再说吧。

  七十岁一定能回家过生日吗?她也拿不准。徐琳芬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百来元,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她打算“能干就干”,给自己挣点养老钱;至于享清福,她“不敢想”,“过一天算一天”。

  年龄越大,她越能“忍耐”:雇主不让吃水果,那就不吃,自己也能买;雇主挑刺,就不还嘴,闷头受着,反正“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钱”。

  大半辈子过下来,改变不了的事情太多了,以前烦得她整夜睡不着,现在她习惯接受。她记忆力变差了,有时会忘记雇主的要求;老年痴呆的公公因病去世,她没能陪在身边,后来好歹赶回家里,却把北京的工作丢了——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

徐琳芬老家的玉米地。受访者供图
徐琳芬老家的玉米地。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当环卫工的何明英,经历过的“没办法”或许更多。年轻时,她的丈夫下海经商,背上万元债务。她四处打工,帮忙还债,炸过油条,理过发(公公因此骂她“下贱”,理发的推子在争吵中被摔碎),甚至在建筑工地搬过砖,还做了十年家庭主妇,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公公,和未成人的孩子,没给自己留下积蓄。

  债务终于偿清,她的丈夫却出轨了。她给他发消息,喊他“大哥”:“大哥,你的老婆,要管孩子,要伺候你父母,还得挣钱养家。孩子养成了,还要给你钱,让你养一个(情人)。你条件太高了。”消息几分钟一条,她整整发了一宿,哭得眼前一片朦胧。

  现在,何明英看清了,要靠自己,要挣钱。她的养老金,一个月才300元;膝下的一儿一女,都只上到小学,她觉得自己没供成他们读书,没资格向他们要钱。所以,她想趁还能干,尽量多挣钱,以后给自己养老。

  但这不容易。她上门服务,经常有人问她,怎么这把岁数还出来干活,她听后觉得“卑微”。有一回,她和别人聊天,听说另一位家政工也60多岁,现在一边领养老金,一边拿工资,还办了北京的社保,坐公交车不花钱。她想到自己,眼泪一下涌来,扭头跑出去哭。

  对她来说,这些都是不能细想的事,一想就睡不着觉。她如今住在环卫工作提供的住所,位于小区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走廊长而阴暗,没有窗户;夏天潮湿,闷得她起了湿疹。分给她的房间八九平方米大小,将将放得下一张床、一面小书桌和一个置物架。厕所是公共的,蹲坑旁满是污渍,散发臭味。洗澡间在公厕旁边,门上栓把锁,只有领导能用。

  但她已经满足。在小小的房间里,她用捡来的材料,搭成一张小书桌,一有空闲,就跟着手机上的课程画毛笔画。初学的时候,毛笔怎么握,什么是藤黄、胭脂,她都不懂,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牡丹、山水、老虎……一画起来,就忘记了烦恼。

  即便面临经济上的困窘,她依旧认真生活:把小窝收拾得整洁,画笔都整齐摆放,进门就有一股清香;家里来了客人,她端出半个哈密瓜,拿两瓶辣酱,让客人带走——就像她在诗里写的那样,“看不到希望,也要奋斗;也要往前奔跑。/……/做一个有韧性,英姿挺拔的女人,把自己的后半生料理好。”

何明英画的画。摄影/郑可书
何明英画的画。摄影/郑可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琳芬、孙迪、方群、段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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