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曾见于刊本的赵氏为焦彦实书《四体千字文》，卷后张雨跋称：“右文敏赵公《四体千字文》，惜不见司马子徽《五体书道德经》，较此何如也。”司马子徽即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55—735），《旧唐书》记，唐玄宗命其“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言”。同为道士的张雨，大概应知道此刊定道家经典之事，正如元袁桷《寄伯雨》诗中句：“已从司马求真箓，更为通章九老君。”

　　“箓”即道教秘籍，故“司马”当指司马承祯，那么“三体”“五体”《道德经》的一字之别，会是一时的误书吗？当然，这些似是而非的作伪手段是较普遍的现象，我们辨其伪，或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但若将其指向陆士仁所伪，还须进行作品间的比鉴。如果我们将陆士仁的《四体千字文》，与上述赵孟的《六体千字文》《四体千字文》《行书千字文》以及清安岐用来比鉴赵氏《六体千字文》，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俞和《篆隶二体千字文》等作品加以比较鉴别，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或者相似之处。

　　从逻辑上判断，陆士仁所书虽有赵孟頫书法的遗形、遗意，但绝不能有那么多的赵书反类似陆士仁，否则，赵氏书还能被称为“赵体”吗？上文中，我们还谈到邓文原、赵孟的章草书，邓、赵两人所书章草的相像，似乎可以用时代因素来解释，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赵雍章草书《千字文》册，其书字与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中所书章草形模几乎一样。

　　至此，这些比较似乎让人惊心，但何以会有这些宋元书作如此相像，反之则是它们应该不会如此相像。陆士仁为文徵明弟子陆师道之子，以往曾发现其专门伪作文氏书画，并偶然揭出其伪作元揭傒斯的《真草二体千字文》，难道他不会再仿伪上述书画家的作品吗？ 

　　陆士仁之子陆广明，清姜绍书《无声诗史》记其：“书法精工，摹唐宋名迹，几欲乱真，亦昭代之李怀琳也。”李怀琳正是唐代作伪高手。陆广明的书画作品存世很少，不能像其父一样，还可以认识其书画的本来面貌，但也不排除其父子二人合伙伪作书画，甚至不能排除他们有着一个更多人参与的伪作班子。

　　以上列举的宋燕肃《春山图》、梁楷《右军书扇图》及邓文原《急就章》，三作有着为一人所书的三段元石岩伪题。当我们将邓文原、赵孟頫诸本章草书，其作伪者指向陆士仁父子时，并不能认定《春山图》《右军书扇图》的伪画也一定为他们所伪；况且，《春山图》是将一幅残缺的旧画，伪加燕肃名款而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书画多有收藏家项元汴藏印，而最早的收藏记录又均在明万历年间，即均发生在书画作伪最盛的明末时期。尽管我们列举了这些可以辨伪、质疑的宋元书画，并指出陆士仁、陆广明父子或可能伪作了其中的宋元名家法书，但应该说这只是那盛行伪作时代之冰山一角，还是有许多伪作被我们视为书画珍品。

　　（传）燕肃《春山图》，故宫博物院藏

　　三、鉴后的思考

　　本文所引题为《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的报道，所谓“不精确”是因为“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一件艺术品是艺术家本人的作品，还是其工作室或弟子、追随者的作品——即使是有艺术家的签名”。

　　中国书画鉴定同样有此困惑。徐邦达先生说，他搞了一辈子书画鉴定，不只是要谦虚，而是越搞越“心虚”，那是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即对一些被古人、被他自己曾经认定的真迹产生了怀疑，又尚不能有根据地辨为伪迹。

　　如何做到鉴定中的精确，大概绝非某时、某人、某种科学技术所能做到的，只能在去伪存真的实践中逐渐前行。就此勉为谈两点看法。其一，类似西方绘画中，一些大师的画作多由其工作室、弟子、追随者仿作完成，即使有大师签名，亦为鉴定难点，此类现象在中国古今绘画中也很普遍。鉴出一些书画家的仿代者及仿代作品，是近代老一辈鉴定家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远未完成的书画鉴定课题。当我们面对一件伪董其昌的书画作品时，在排除了一般摹仿者的低劣产品后， 还要排除七八个为其代笔者的仿作，而我们对这些代笔者又有多少深入的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