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衣着佩束的腰带有大带、革带两种，大带以布帛制作用于束腰紧身，革带多以生革为之，主要用于系佩组绶、印章、囊、刀剑等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大带一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头扣联，此类带头通常被制成钩状，称为带钩，省称为钩。带钩起源较早，一般认为不迟于春秋时期。《左传》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墨子·辞过》：“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荀子·礼论》：“缙绅而无钩带”；《庄子》“以钩注者惮”、“窃钩者诛”；《孟子·告子》：“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上引文献中的“钩”均指带钩。春秋战国墓出土的带钩实物也不少，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带钩与楚简简文互证，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了。

　　带钩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等多种，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关于玉带钩的起源，不少研究者认为始见于史前良渚文化时期。在已发现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死者尸骨下半部出土一类短而宽的玉质钩形器，正面投影呈长方形，两端下卷，一端有两侧对钻而成的圆孔，一端卷成弯钩形，据此有人认为该钩状物就是玉带钩的初始形态。由于无法确知良渚时期的衣冠服饰及用玉制度、佩玉习俗，至今又未能发现良渚文化之后至西周时期的带钩实物，春秋之际的带钩与上述短宽钩状物形制差别较大，因而良渚文化中的此类器是否就是后世的玉带钩尚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目前所见的早期具成熟形态的玉带钩始见于春秋中期墓葬中，这类带钩已具备了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完整结构，其分布区域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西周时期是否有玉带钩存在，有待于今后出土实物补证。带钩的出现与流行，应与古代衣冠服饰的演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春秋以前的衣着形制，是上体的“衣”与下体的“裳”分开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衣冠服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出现上衣、下裳联为一体的“深衣”，这种服饰制度的变革使革质腰带——革的大量使用与流行成为可能，用于扣系带的带钩亦随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春秋之前的带钩很难发现，这或与当时的衣冠服饰制度有关。

　　目前已知的最早玉带钩，出土于陕西凤翔高庄秦墓中，年代约在春秋中期。河南固始侯古堆、湖北曾侯乙墓及山东鲁国墓地出土的玉带钩，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河南泌阳官庄北岗秦墓也出土了阴刻勾连雷纹的精美玉带钩，中穿一金属扁柱，是这一时期带钩中较为罕见者。春秋至战国初期玉带钩出土量不多，分布区域小，少量带钩还没有钩钮，有的钩尾穿琢一方扁状孔用以系革带，表明这一时期应为玉带钩的始创阶段。从总体情况看，此期玉带钩体型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最小的不足2厘米。雕琢工艺简单，多为水禽形，钩首向上回望，体背设钮，素面或刻卷雷纹。钩钮多靠近钩尾，随着年代后移，钩钮有渐离尾部而向体中部靠近之势，长度亦渐趋加长。

　　到了战国中、晚期，玉带钩的制作与使用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出土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制作工艺精，其形制、长度、纹饰较前有了很大变化，但由钩首、钩体、钩钮组成的完备形态已经定型，时代特征较为明显。体形较小的水禽形玉带钩依然沿用，但头小，颈部变细，腹面为素面或上刻细阴线纹，腹背面置钮，钮顶端大而圆。另一类常见的细长曲棒形玉带钩，体长而扁宽，有的腹部呈扁柱状，钩首多为龙首形，龙首刻琢简约，嘴短宽，圆眼外凸，仅见轮廓，腹面为素面或上刻几何、兽面纹，钮端部多方扁状，宽度约等同钩身。还有一类短宽形带钩也较流行，此类器钩首略呈方形，颈腹部同宽，多素面，有的在钩首或腹面刻有凸起的弦纹。这一时期玉带钩钩钮继续远离钩尾而向体中央移动，多数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处，个别已移至钩体中部位置。带钩长度超过10厘米的已屡见不鲜，也有个别长度超过20厘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