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瑀

　　相比于明代苏州城内林立的大小寺院，大云庵并不出众，甚至连它的名字，也被当地人与附近的吉草庵相混淆。由于方言的谐音，吉草庵又被讹传为“结草庵”，于是大云庵便成了“结草庵”。沈周直到七十一岁时才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次游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文徵明后来回忆，沈周“尝栖息于此”，可见其晚年对此地的喜爱。是什么让早就对苏州城内大小寺院了如指掌的沈周，喜欢上了连名字都被传错的大云庵呢？

　　结草庵前的七孔石桥，作者自摄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1497年9月13日），沈周进苏城办事，夜宿大云庵。若从老家西庄到此，需乘舟顺着俗称“葑溪”的东护城河一路南下，自城东南的葑门入城继续西行。在到达长洲县衙附近的支港后，转向南下，不久便可到达大云庵。

　　初到此地的沈周被眼前“极类村落间” 的景象所惊，满目的“竹树丛邃”令他禁不住感叹置身于“城市山林”之间，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沈氏的错愕，一方面来自此地与他之前常去的东禅寺、庆云庵等位于城东及城北的寺院在环境上所存在的反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南城并不熟悉。大云庵带给他的第一印象便如此新奇而深刻。

　　更让沈周感到不同寻常的，是大云庵“地浸一水中”的选址。在充满想象力的沈周眼里，四面的水流“环后如带”，将寺院环抱，“其势萦互一曲，如行螺壳中”。吴谚至今仍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说法，形容在逼仄局促的空间环境或者条件下依然别有洞天、游刃有余，沈周这里所赞叹的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对于沈周而言，仅仅赞叹景观的精巧显然不能尽显其才华。一句“尘海嵌佛地”，大云庵“宛在水中央”的独特地理位置便在沈周的笔下具有了深厚的意味，新的文化景观由此诞生。

　　明 沈周《草庵纪游图》，上海博物馆藏

　　大云庵这样的地理环境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的嘉靖年间（1522-1566）还依然“地特空旷，四无居民，田塍缦衍，野桥流水，林木蔽亏。虽属城闉，迥若郊墅。”

　　四围的水流在大云庵前汇集为十亩见方的放生池，池中建有石塔两座，分别供奉四大部经目与宝昙和尚的舍利。洪武年间（1368-1398）活跃于苏州的高僧宝昙，是明初重修大云庵的关键人物。不过，他更重要的贡献是重建了大云庵西边的南禅集云禅寺。

　　苏城的南禅寺，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开成年间（836-840）。当年，寺内不仅有千佛堂和转轮经藏，还藏有白居易寄赠的一套《白氏长庆集》。后来，南禅寺湮灭，以致明初人都不知其所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宝昙和尚特向朝廷奏请将郡学之东的集云寺、大云庵以及妙隐庵合并复建新南禅寺，遂获批准并蒙皇帝赐名为南禅集云寺。作为南禅寺别院，大云庵最终成为宝昙和尚舍利的供奉之所。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476年10月13日），一场大火将南禅寺化为灰烬。时任主僧德本历尽十年寒暑，广求施积，方于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1486年6月12日）完成了大雄宝殿的重建，再迎香火。德本恢复的南禅寺，虽规制不比从前，但他着意打造寺院的新功能——新建方丈室作为与文人雅士交游燕集的场所。这一点颇受吴宽的称颂，他认为此举接续起了南禅寺从创立之初便有文人活动的传统。在德本托请其所撰的《南禅集云寺重建大雄宝殿记》中，吴宽不仅提到了唐代的千佛堂经藏，也提到了白乐天寄赠文集的佳话。除此以外，吴宽还特别谈到了另一个人——北宋的苏舜钦。

　　南禅集云寺重建大雄宝殿记

　　苏舜钦流寓吴中修建沧浪亭的故实，人尽皆知。吴宽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苏氏所建的沧浪亭旧址便在南禅集云寺附近。而苏舜钦笔下的沧浪，四周“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竟与后来的沈周所见无二。吴宽认为，南禅集云寺后的水潭便是北宋的沧浪池。

　　此时的德本年事已高，他似乎很着急地拜托吴宽完成记文。身在北京的吴宽“心领神会”，在记文的最后专门详述了德本的生平：“本公，字一源，俗出阳湖马氏，而受业于半塘寿圣寺……今年老退归旧隐，而惓惓于兹寺。”德本由此进入历史，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吴宽的文章知道他当年的功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僧人，而后来沈周在大云庵遇到的僧人悳（同“德”）茂，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