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术报

　　董邦达（1696-1769）为清乾隆时期重要的词臣画家，平生以山水驰誉画坛。在其传世的近四百件画作中，山水画几乎占据了百分九十八以上。其少量的非以山水为主题的绘画，以《岁朝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为代表，可看出其在山水之外的艺术造诣。

　　《岁朝图》系董邦达与励宗万（1705-1759）、张若霭（1713-1746）合作而成。图绘折枝花卉，一松枝、一梅花、一翠竹和一山茶花。董邦达在画幅右上侧题识曰：“东山写松”，钤白文方印“邦达”和朱文方印“东山”；励宗万在画幅右下侧题识曰：“衣园添竹”，钤朱文方印“宗万书印”和白文方印“衣园”；张若霭在画幅右下侧题识曰：“炼雪画山茶、梅花”，钤白文长方印“霭”。很显然，这是三人即兴挥毫之作，各自均以最为擅长且最为便捷的艺术载体呈现在画中。除董邦达外，励宗万和张若霭也均以山水见长，兼擅花鸟。励宗万有《梅竹芝石图轴》、《月下梅花图》和《桂菊图》（均藏河北博物院）行世，可知其兼擅梅竹、灵芝、桂菊；张若霭有《五君子图》卷（辽宁省旅顺博物馆藏）和《水仙》、《松竹鸣禽图》、《临扬补之南枝图》和《写生花果》（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行世，可知其兼擅松竹、水仙、梅花和其他花果等（《五君子图》描绘的是五株古松）。三人中，董邦达的年龄最大，励宗万次之，而张若霭最小，故三人合作此画或以年齿尊长为序，董邦达题识及画松均居于画幅显著位置，其松枝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二以上篇幅，而励宗万的画竹及张若霭的山茶梅花则成为一种陪衬。无独有偶，在董邦达与邹一桂（1686-1772）、蒋溥（1708-1761）合作的《三友图》（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中，其画面造型也是如此：董邦达所画的古松占据画幅一半以上，而且顶天立地，而邹一桂的梅花与蒋溥的丛竹则点缀在山石间，烘托着古松。由此可知，无论何种组合的词臣画家雅聚，董邦达总是处于中心位置。显而易见，这是与董邦达供奉内廷，深得乾隆恩宠分不开的。

　　在三人绘画之外，画心尚有梁诗正（1697-1764）、陈邦彦（1678-1752）、汪由敦（1691-1758）和裘日修（1712-1773）的题诗。梁诗正题曰：“岁朝图。竹影檀栾，松枝偃仰。中有古梅，冲寒欲放。玉茗风流，差堪相傍。三友写生，豪端春盎。心迹双清，永怀贞亮。我爱画禅，实资供养。斗室无尘，香凝纸帐。与此图宜，宜以见饷。乙丑长至前二日，芗林正题”，钤朱文椭圆印“梁”、白文方印“诗正”和朱文方印“养仲”；陈邦彦题曰：“松留霜后青，梅发雪中白。一点鹤头丹，新篁映深碧。彩袖写仙姿，春光生禁掖。折枝寄同心，相期托金石。匏庐题”，钤白文方印“臣邦彦”和朱文长方印“玉堂学士”；汪由敦题曰：“一枝竹外雪初乾，落落松阴共岁寒。更倩集贤挥翰手，鹤头传取寸心丹。艳色清香斗晚妍，松筠苍翠各参天。玉堂合作屏山供，不遣纤尘到砚边。让溪汪由敦”，钤朱文联珠印“由”、“敦”；裘日修题曰：“八砖昼影斜金铺，捉笔合三友图。檀栾偃仰各有态，竹既君子松大夫。冰花几朵冒霜雪，形容乃似山泽癯。其间山茶亦位置，娟娟何自来仙姝。群公未必无意此，岁寒心事差不孤。酒酣烛跋交履舄，还须红袖亲相扶。新年最喜闻好语，诗成一笑同卢都。乾隆乙丑长至节前三日，南州裘曰修戏题”，钤白文联珠印“日”、“修”。在梁诗正和裘日修的题跋中均落有年款“乙丑”，此为乾隆十年（1745年），据此可知以董邦达为主导的此次雅集挥毫的时间当在此年。在此前一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时年四十九岁的董邦达充日讲起居注官，迁侍读学士，并在这一年与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日修、陈邦彦、观保等一起参与修辑《石渠宝笈·初编》。很明显，参与《岁朝图》书画创作的七人，都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撰成员。此画由宫中同僚共同来完成，既是岁末应景的产物，亦是以《石渠宝笈·初编》为中心的朋友圈的缩影。而在董邦达与邹一桂、蒋溥合作的《三友图》中，亦有董邦达、邹一桂、梁诗正、汪由敦、蒋溥、嵇璜等人题诗，题诗者与《岁朝图》亦大致重合，可见在编撰《石渠宝笈·初编》期间，这类书画雅集是比较常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