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国内突然爆发北伐战争，关良在郭沫若的影响下，携笔从戎。“满腔热血报国志，不负丹心铸忠魂”，在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中，他以一支画笔，风餐露宿，绘制宣传壁画，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而在战火逐渐平息后，关良辗转于广州、上海、重庆等地的艺术院校任教，继续自己的艺术生涯。这时，如何将西洋画与民族特色结合，成为他对传统绘画的思考。

　　在这浩如烟瀚的艺术海洋中，关良犹如初生牛犊，努力跨越东方与西方艺术的界限，取长补短，他用独立思考与艺术实践，探索着属于自己的具有民族气派和个性特色的艺术画风。

　　而从小痴爱的京剧戏曲，不正如日本浮世绘一般，是写着当世风俗的舞台人生，以高度概括的笔墨描绘戏曲人物，自辟蹊径，从此成为关良有意识创作的“偏爱”。

　　“近乎此，美在其中”，他开始学习京剧唱戏，每日吊嗓，熟悉唱腔，以至于这位资深票友，连云步、醉步、蹀步、眼神、手势、身段、乃至于招式等，也了然于胸，信手拈来。

　　“艺术源于生活”，京剧的学习对于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创作，大有助益，其以“繁简对比”“写实与夸张”，包括国画中的多角透视等技法，既讲究造型的刻意传神，又追求拙中带巧的“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如石涛所言“君子唯借古以开今也”，作品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成为画坛新意佳话。

　　文坛巨擘茅盾、老舍、叶圣陶、郑振铎等，也纷纷题词盛赞，画坛前辈潘天寿在《听天阁诗存》中亦赋诗相赠。

　　“凡事有常必有变。常，承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从有常起，非一朝一夕，偶然得之。”关良在自己锲而不舍的坚持中，摆脱了古法“十八描”程式束缚，开创了美术界一片新的天地。

　　除了戏曲人物，关良也留下不少风景油画。图为他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石门》，2011年曾于北京拍出2300万元

　　关良的戏画尤擅“画龙点睛”，令人观之如画在戏中，恰到好处，进而叹为观止

　　艺无止境，已有大名的关良在观戏之余，仍随身携带笔记本，不断捕捉记录戏台上的瞬间画面，以至于累积有成百上千张各种戏剧中人物神态的速写。可见其画技之精湛，诚乃“厚积而薄发，博观以约取。”

　　而关良与人称“活武松”的著名京剧表演家盖叫天的交往，也大有知音相惜，相见恨晚之意。盖叫天的京剧，有“武戏文唱”的独特风格，在数十年的演出中，早已是炉火纯青，二人多次交流京剧的表演技巧，如何更为传神，更具动势，让观众身临其境，流连其中。盖叫天也时常摆出架势，示范各种身段和动作，让关良攫取入画最美的瞬息。

　　京剧的情景连贯，人物的情感在不同时刻、场景下也并不一致，因此只有准确描绘出特定“动势”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才能避免如同“剧照”或“广告画”般的千篇一律或单薄没有生气，也才能在一幅静止、有限的宣纸中，以艺术的手法，使作品更为耐人寻味。

　　因此，关良极为在意瞬间的动势，气氛的营造。而“传神首在眼睛”，六朝画家张僧繇曾有“画龙不点睛，惟恐龙飞去”的美谈，在与盖叫天抱膝谈戏时，他也一再言明眼神的精髓，如其“斗鸡眼”“对眼白”等绝技，对于戏台效果的烘托。

　　如其作《悟空戏虎》，画中老虎眼神里透着惊悚，全然不见山中猛兽的威武，而悟空眼里那一瞟的自信及戏谑，流露无疑。

　　“画龙点睛”，对于关良而言，或飞笔直戳，或横笔带拖，或方，或圆，或尖棱，或偏斜，无不令人观之，如画在戏中，恰到好处，进而叹为观止。

　　在《石秀探庄》中，老者瞳仁中的紧张，水浒英雄石秀的怒瞪，关良以笔墨形式宣泄而出，跃然于纸上，而石秀一身黑衣，又顿增一份压迫感，予人以“戏”入画又以画“品”戏的情趣。

　　而无论《悟空戏虎》或《石秀探庄》，关良的管形线条中，飘逸轻盈，又有浓淡、高低、起伏的笔墨变化，相较于文人画讲究的“一波三折”，更有戏曲的动态节奏感。

　　线条直指本心的一幅幅经典，同他笔下的戏曲人物，演绎着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