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朱庆征先生的推论基于那张“由保东庑移来。系芥七五号用的。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字条，“并根据清室善后委员会清查编目‘芥’字号包括两个地区，一为造办处，二为重华宫厨房”，笔者在造办处“芥七五”号的档案中找到了这批玻璃画的记录，它们的来源是造办处而非重华宫厨房。

　　其二，朱先生推断这批玻璃画部分安装在外檐门窗上。事实上，玻璃画均用楠木镶框，外面有的还用黄绫包边，如安装在外檐门窗上，风吹雨淋很容易损坏，推测用于外檐窗户上的可能性不大。

　　其三，清代中期窗户上的“玻璃窗户眼”安装在支摘窗的下层窗上，一扇窗户一般安装一块间或两块画玻璃。每间两扇窗户，按照每扇窗户两个窗户眼，共8个窗户眼，也就用8块玻璃画，上扇窗不安。而朱先生认为每扇窗户上下窗均安玻璃画窗户眼，似不合乎规矩。

　　其四，重华宫厨房前殿进深4000毫米，按照一般槅扇尺寸450-600毫米，重华宫厨房前殿的东西缝最多只能安置8扇槅扇，参考乾隆时期内檐装修的实例，重华宫明间东西缝各安碧纱橱一槽槅扇8扇，建福宫东西缝各安槅扇8扇，朱先生推断的室内明间东西缝安置12扇槅扇与建筑尺度不符。

　　因此，笔者认为，朱庆征先生的推论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此外，大量的档案还记载，从灯上拆下来的玻璃画片很多都用在了蒙古包上。乾嘉时期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左右，在紫禁城的建福宫南西厂子搭建蒙古包，宴请蒙古王爷及外藩王公，活动结束后即拆除。乾隆十四年之前西厂子搭建的大玻璃蒙古包，直径约七丈；十四年建雨花阁，西厂子空间缩小，十五年后搭建的蒙古包大约在二丈五至二丈八尺之间。

　　乾隆五年开始搭建一种“蒙古包并穿堂方房”的蒙古包，前为圆蒙古包，后为亭式或方形蒙古包，中间用穿堂连接。这种形式的蒙古包在乾隆时期逐渐确定，虽然大小时有变化，但却是西厂子蒙古包的常规形式。乾隆四十四年后改为一间蒙古包。

　　“并穿堂方房”的蒙古包，前面的圆形蒙古包用墙围合，墙上开窗，前后开门。中间穿堂的东西墙上亦开窗，后面“四方亭式蒙古包东西围墙不用窗户，东西二面各安方窗二个”。圆蒙古包和穿堂窗户形式为槅扇窗，每扇安玻璃二块，圆蒙古包前后门为槅扇门，每扇上亦用玻璃二块，因此称为“玻璃蒙古包”〔图十七〕。

　　〔图十七〕玻璃蒙古包示意图 程枭翀绘制

　　安装在蒙古包上的玻璃用的是灯片玻璃画，玻璃画边框用“楠木糊锦边”，框上写有编号。圆蒙古包墙上的槅扇窗按照左右方位编号，穿堂按照东西排序，前后门标为前门、后门。蒙古包大小不同，安装的玻璃窗数量也就不同。有24扇、28扇、32扇不等。按照乾隆三十二年的一条档案，进深二丈的蒙古包，“周围安玻璃壁墙二十八扇”，这座蒙古包是单体蒙古包，只有前门，那么直径二丈八或二丈四后接穿堂的蒙古包，除去前后门，周围墙安装24扇玻璃窗再加上前后槅扇门两边各一扇，共28扇玻璃窗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古建部的这组玻璃画，画框上部有两个突出的榫头，下部也有两个销子。上部的榫头插入框架的卯口内，下部的销子可以将玻璃画与外部框架固定，此一构造也符合槅眼、窗户眼的安装方式。

　　从玻璃画的大小、数量、排序以及边框的材质和裱糊形式几方面，将档案记载与古建部所存玻璃画对比分析，笔者大胆推测古建部所藏的玻璃画是用在带穿堂的玻璃蒙古包上的：左一至左十二、右一至右十二安装在圆蒙古包两边墙窗户上；东一至东八、西一至西八安装在穿堂东西墙窗户上；前一至前四、后五至后八为圆蒙古包前后槅扇门上，前后槅扇门分别为4扇，前一至前四为前门，后五至后八为后门，因槅扇门的宽度较窗户宽，下部绦环裙板，故使用了横向玻璃画；前东、前西分别为前门东西两边的窗户；后门东、后门西则为后门两边的窗户。

　　前门东西和后门东西玻璃画的排序，从南面看，前门东西的人物相对，后门东西的人物则相背，从北面看后门东西的人物则相对。因此可以断定，玻璃画是从室外观赏的。玻璃画只能覆盖槅眼及窗户眼部分，槅心及窗户棂条部分仍然透风，需用高丽纸等糊饰，我们在玻璃画框的背面发现了糊纸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