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道光至宣统年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画坛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宫廷画家的皇家饭越来越不好吃，士大夫文人画也日见衰微。在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分别出现了“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开启了近代和现代的画风。画家的饭碗逐渐向民间倾斜。

　　民国：商业化的饭碗

　　随着清廷的灭亡，皇家审美体系的解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国画家一分为三：1、岭南派（高剑父、赵少昂、关山月）与江南画家（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傅抱石、丰子恺）；2、齐白石与京津画家；3、徐悲鸿、刘海粟等中西合璧留洋派。

　　前两类画家的饭碗来自明码标价，公开售画；后一种留洋画家则办学授徒居多。

　　清代之前，公开售画无疑是惊世骇俗；晚清时期，明码标价还属有失斯文之举。到了民国，已经没有人对公开售画有异议了。

　　民国时期的字画市场很发达，几乎所有画家都挂榜卖画。战乱频频的民国，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民间以收藏名家字画为保值手段。因此，民国画家的饭碗还算丰裕。以1913年吴昌硕的润格为例：堂匾2两、斋匾8两、楹联三尺3两、四尺4两。而冯玉祥将军回忆他的20世纪初的河北农村生活：“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己。”

　　民国字画市场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画家的饭碗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小圈子中的流转、交易，民国字画市场还出现了美术社团、画铺、润格制度、书画中介人，以及报纸杂志的广告宣传，等等新兴的商业手法和宣传手段。

　　民国画家的饭碗一是来自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二是来自商界和政界的赞助人，如严信厚、朱佩珍、黄金荣等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奠基者徐悲鸿，就是由犹太大亨哈同的总管姬觉弥赞助日本留学。就在河北农村十年吃不上一回荤席的20世纪初，徐悲鸿和蒋碧薇在日本半年之内轻轻松松花光2000块大洋，扛着大批艺术书籍和艺术珍品欣然回国。1928年国民党大佬吴稚晖赞助3000大洋，让徐悲鸿在南京买宅基地。当时商界、政界的赞助人对画家不可谓不慷慨。民国之后，中国少有不求回报的艺术赞助人。

　　50年代——70年代：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9年之后，美术学院和画院的专业画家捧上国家铁饭碗，除了领工资之外，还能私下卖画。50年代至文革前，北京的琉璃厂、荣宝斋仍有字画出售，以京津画家为主。据史国良的回忆：当时的齐白石和徐悲鸿不过几元、几十元，过百元就很高了。

　　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之下，其实等级分明，各家的饭碗大小不一。大多数专业画家捧上铁饭碗，有的同志却很幸运地捧上金饭碗，例如齐白石老人。齐白石出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一职，在周恩来同志的嘱咐下，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给齐白石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想吃啥就做啥，国家付账。后来又改为每月发500元生活费，由家属代办伙食。

　　毛泽东在50年设宴款待齐白石，由朱德作陪。领袖与画家的这一次饭局，礼仪与历朝历代繁复的皇家宴席不同，并没有皇家宴席的象征性、壮观和威权，只是一顿热情的便饭。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掌权者邀请画家吃一顿不讲礼仪、不分尊卑的便饭。掌权者的餐桌礼仪的巨变，意味着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剧变。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