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世纪，中外经贸交流的情况更有发展，阿拉伯人苏莱曼等在他们的游记和相关史料中叙述甚详。唐代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外蕃进贡物品的记载。如长庆四年（824年）“（九月）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13]

　　同意接受李苏沙进贡“沉香亭子材”的唐朝君主，就是刚刚即位的穆宗李恒之子——敬宗李湛。李恒死于长庆四年（824年）正月，16岁的李湛随即登基，次年改元宝历。整个宝历时期实际存在了三年零一个月。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敬宗亡，其弟文宗即位。次年二月，文宗改宝历三年为大和元年。

　　虽然李苏沙其人其事难以与“黑石号”联系[14]，但时间节点距“黑石号”沉没的时间很近，可能仅相隔一两年或数年。而且这里记载的是宝历帝执政初年之事，故推测“黑石号”主人的身份当与李苏沙相仿，同为来自波斯或大食国的商贾，他们先后来到东方，都是同一目标，为通商贸易而来。

　　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唐

　　“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二、“黑石号”出水陶瓷器的亮点

　　从“黑石号”打捞的物品情况看，除了金银器、铜镜等物品外，主体是中国陶瓷器，如仅从打捞情况看，此船就是一艘运输中国陶瓷器的阿拉伯航船。出水瓷器中有长沙窑、浙江越窑和广东窑场的青瓷和陶器、还有北方巩义窑和邢窑的白瓷及白釉绿彩器等。

　　“黑石号”出水陶瓷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亮点，实际上学界早已有共识。第一在于打捞有三件唐青花瓷盘，这三件瓷器的出现，使我们能明确无误地看到完整的唐青花产品，而且可以认识到这种器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迎合外销而烧造。当1975年江苏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标本被发现时，人们根本想象不到这种瓷器的产地和烧造目的。

　　唐青花标本/唐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外销用途及可能的产地。2002-2007年间，河南巩义黄冶窑、白河窑先后发现了唐青花瓷器标本，出土了数量虽有限、但可以说明问题的瓷片标本，解决了产地问题。

　　巩义窑青花瓷片/唐

　　河南巩义黄冶窑出土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巩义窑青花瓷片/唐

　　河南巩义白河窑采集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虽然从理论上说，唐代扬州是外销港口，集中于此发现的唐青花，应是外销产品之一。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无法从海外贸易这一角度深入理解唐青花。因为，以往通常都以阿拉伯地区烧造的蓝彩陶器作为参考依据，从来没有直接的海外出土唐青花资料可以证明，直到1998年“黑石号”沉船出水了这三件器物。这三件器物，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见证了唐青花的用途，它可能因外销而生产，虽然量很小，国内主要在当时的外贸港口扬州发现，海外只有“黑石号”沉船上出现。“黑石号”唐青花的发现，使我们对这种瓷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过，巩义唐青花制品的发现，还可从以下这一角度来认识：唐代，三彩陶器大量生产，巩义窑是最重要的烧造窑场，其中也有白地蓝彩品种，与九世纪中东地区生产的白地蓝彩陶器风格十分相似，国内也有出土。部分器物曾被认为是唐青花产品，传世品中如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三足鍑、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足炉等，都曾被这样认识过，不过这些器物不是真正的唐青花瓷器。巩义窑唐青花之所以名贵，是因为这种产品以白瓷制胎，以氧化钴料绘彩，经高温一次烧成，与陶胎白地蓝彩器相比，质地、温度都明显不同。毫无疑问，巩义窑白地蓝彩陶器到青花瓷器的烧造，与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