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原标题：神童、田居与婚嫁：那些我们熟悉的唐诗里，铺展了怎样的唐人生活画卷

　　“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最近一段时间，一群“唐朝小胖妞”火遍全国。当她们手舞足蹈，借助高科技手段穿梭于古老画卷和国宝文物之间，犹如铺展开一幅幅唐代人的生活画卷，激荡出的浓浓烟火气在网友中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一时间，盛唐文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与此同时，正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办的“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别出心裁地将唐诗与文物串连在一起，为今人了解唐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的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唐朝，但与此同时，我们自诩熟悉的唐朝，其实是一段面目模糊的历史。大唐之后，无数文史学家从唐诗典章中打捞起散落在浩瀚历史中的唐人生活碎片，让我们得以找寻唐以来1300多年的文化脉络。正是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唐诗，让唐代的历史形象愈发生动、丰满起来。

　　神童

　　童子科的存在让唐朝成为培养“神童”的沃土，但与此同时，以背诵为主的童子科因为“恐成侥幸之路”和泯灭“幼稚良心”，也一直是当时朝野上下争论的话题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连蒙童都能背诵的唐诗，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年仅七岁时写下的。然而，就在我们为诗人的“幼慧”心生感叹时，却不知同为“初唐四杰”的杨炯“十岁及第，待制弘文馆”。在今天看来，这两位诗人堪称“神童”的典型，然而置身唐朝的大背景下，他们甚至都无缘后人为唐代“神童”所撰写的榜单。唐代的“神童”究竟有多“神”？

　　明代嘉靖年间的胡侍在其收录于《四库全书》的著作《真珠船·卷六》中列有“幼慧”一条，专门记载了唐代的神童，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如李白、杜甫、王勃；也有不少唐代知名的宰相，如权德舆、张九龄、刘晏。文中写道：“唐世幼慧者最多……王勃九岁作《汉书指瑕》，十三作《滕王阁序》……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三能文史……”唐代缘何“神童”辈出？唐文化研究者师永涛在其新著《唐人时代》中认为，还要从科举制度中寻找答案。

　　书中提到，唐朝有一个面向神童特设的“童子科”，要求十岁以下的应试儿童能够熟练背诵“九经”中的一种。应试时，每部书选十篇背诵，全部背出者授官，背出七篇以上者，给予进士出身。童子科的存在让唐朝成为培养“神童”的沃土，但与此同时，以背诵为主的童子科是否存在使幼儿凭小聪明获官的可能，也一直是朝野上下争论的话题。唐肃宗宝应年间，礼部侍郎杨绾以“恐成侥幸之路”奏请罢废童子科，但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直至南宋末，礼部侍郎李伯玉上书“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童子科才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唏嘘，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从古至今从未改变。唐人对“举神童”的向往在今天已转化成“赢在起跑线上”，摧残着孩童的“幼稚良心”。

　　与后世理解的科举就是“八股文”不同，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当繁杂，这一点从“童子科”的设立就能看出。根据《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唐代名目繁多的考试内容包括考治国方略的“秀才科”，考《大唐开元礼》的“开元科”，考《春秋》的“三传科”，考“三史”的“史科”，考法律条文的“明法科”，考书法的“明字科”，考数学的“明算科”，以及考杂文、帖经、策问的“进士科”。直到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进士科才成为唯一的取士科目。

　　考中进士究竟有多难？王仲荦在《隋唐五代史》中统计了唐代科举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至唐亡的进士录取人数，在有科举考试的279年里，共录取进士6762人，平均每次科考录取24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说法，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科考之路如此艰难，仍有人尽其一生在参加科举。

　　对于下层士人来说，科举不但是使自己跃入龙门的必经之路，还能为家庭带来实际利益。根据武汉大学教授尚永亮所著《诗映大唐春》一书的说法，一旦金榜题名，士子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去赋役等义务。难怪晚唐诗人李频在《长安感怀》诗里就带着一种茫然的口吻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应举》中写道：“”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应举》中写道：“”